汉代到隋代的数百年中关于步兵战阵的兵书理论较少。但从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看，步兵仍沿袭以外围盾牌为掩护，组成紧密军阵的传统。为对抗这种步阵，必须从其最外围队列打开缺口。在南朝刘宋元嘉末的内战中，沈法系对抗太子邵一方的进攻，他命士兵砍伐堑壕外的大树，将树干纵向倒放。敌步兵前来进攻时，队列被倒地的树干、树枝分开，盾牌行列出现了缺口：“贼劭来攻，缘树以进，彭棑多开隙”（彭棑即盾牌）。沈法系乘机命令弓箭手射击，射死大量敌军。刘宋后废帝时，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进攻建康，萧道成指挥反击，双方展开一场数百人规模的战斗。萧道成部下的“三齐射手七百人，引强命中”，战斗力很强，休范军展开进攻时“皆推楯而前”。萧道成则指挥射手迂回到敌侧面，“分兵横射”，绕开了敌盾牌防护的正面，射死、伤敌百余人，迫使其撤退。这和商纣之际“比干”的步兵队列方式完全一致。
到唐初的《大唐卫公李靖兵法》，则提出了一种比较稀疏的步阵排列方式，军阵基本单位为50人队，每队占据十步见方的空间，队之间左右间距也是十步。队间空隙之后二十步，则是后排的预备队（驻队）：
诸教战阵，每五十人为队……队别相去各十步，其队方十步，分布使均。其驻队塞空，去前队二十步。
一步为五尺，当时一尺约今0.3米，则一步为1.5米，十步为15米，这是每队五十人占据的空间。至于每队的队列：
诸每队布立，第一立队头，居前引战；第二立执旗一人，以次立；左傔旗在左次立，右傔旗在右次立。其兵分作五行，傔旗后左右均立。第一行战锋七人次立，第二行战锋八人次立，第三行战锋九人次立，第四行战锋十人次立，第五行战锋十一人次立，并横列，鼎足分布为队。队副一人撰兵后立，执陌刀，观兵士不入者便斩。
如此，自第一至第五行分别有普通士兵7、8、9、10和11人。另外，队头在整个队列之前；执旗、左右傔旗共三人，站在队头身后的第一行中，则第一行共有10人。这样，每队列成5个横行，平均每行10人。由于每队占据的横宽为15米，平均每名士兵横向占据1.5米的宽度。与兵马俑等军阵相比，李靖步阵的士兵队列相对稀疏。但李靖同时又说，为了防止敌军集中兵力突击，我军指挥官所在的队要由三个普通的五十人队组成，这种三合一队占据的空间不变，还是十步见方，则士兵密度比普通战队要大三倍。按照李靖的部属，每支三千人左右的军队，指挥官身边要有两到三个这种密集战队。在进行日常操练时，甚至还要进行五队、十队合成一队的训练。当500人拥挤到15米见方的空间中时，以每人占据0.5米的宽度计算，每行可容纳30人，前后共17行，每行前后纵深不到一米，这种拥挤程度显然无法作战，需要向外扩展空间，但李靖对此并未做出说明。所以，《大唐卫公李靖兵法》中的步兵队列原则，今日多有难以解释之处，姑且存疑以俟方家。
至于蓝永蔚构拟的步兵阵列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完全相同，也缺乏史料依据和现实基础。明代戚继光编练抗倭军队时，用过两种队列编组形式。一种是他独创的“鸳鸯阵”，另一种是古老的“立队法”，即每“伍”五名士兵列一横行，伍长居中，前后四个伍组成一小方阵“队”：
立队法：以伍层站立，队长居前，伍长居中，以成一方，纵横成行。古所谓行伍，即此法也。
这种由小的横行构成的20人方队，和《大唐卫公李靖兵法》中的50人队方阵构成原则基本相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步兵所谓“方阵”，一般指长度和宽度基本相同，而非士兵的行数和列数相同，即士兵的前后间距和左右间距不一定相同。所以戚继光“立队法”横向有5人，但纵向只有4人，左右间距小于前后间距。再如秦陵兵马俑方阵，每个探方横向平均有23人，纵向平均有18人；左右间距亦小于前后间距。前述《大唐卫公李靖兵法》中，50人小队成横向5行、每行10人，占据十步见方空间，则前后间距为左右间距的二倍。再如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方阵，横向每行25人，共14行，前后间距亦大于左右间距。冷兵器战争的队列左右间距较小，是为了队形紧密、对敌作战坚固，前后间距稍大则是便于队列行进的机动性。
冷兵器战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，无法重现。但近似冷兵器作战的情况仍然存在，
这就是现代都市中街头示威者与防暴警察的打斗场面。从电视新闻和图片报道中都可以看到，在街头冲突中的防暴警察，都会列成非常紧密的横向队列，用盾牌防范投掷物，在打斗中也非常注重保持队列的连续性。这都是冷兵器战争的基本作战原则。
步兵的作战方式：陷阵
在步兵军阵交战中，双方队列互相接近后，前排士兵交手肉搏互相砍杀，优势一方会逐渐突破敌前方队列，突入敌军阵列的内部。战国以来，习称这种攻破敌阵列的行为为“陷阵（陈）”，在给将领统计战功时，它和攻城首先冲上敌军城头的战功“先登”一样重要。《史记》记载汉初诸将的战功时，“先登”常常与“陷阵”联用，但两者具体含义是有区别的。刘邦部将曹参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战功第一，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对其军功有详细记载，其中在东阿、南阳与秦军作战时都是“陷陈”之功。曹参统帅的主要是步兵，他所“陷”的应当也是敌步阵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“陷阵”并非全歼或最终击败敌军，而只是在敌阵队列中打开缺口。一旦敌队列被冲开、军阵被分割，直接后果就是指挥体系被打断，统帅的指令无法通过军官逐级传达给一线士兵，这会给被分割的士兵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，影响其战斗力发挥。加之传统时代的步兵地位较低（与战车兵、骑兵相比），作战积极性普遍较差，一旦失去上级军官的监督，很容易出现一哄而散的溃败局面。成功“陷阵”之后敌阵溃败，才会出现对敌大追杀、大斩获的局面。所以“陷阵”和“先登”都是首要功劳。至于斩首或俘获敌军之功都是量的差异，和“陷阵”之功有质的区别。
为了成功“陷阵”，冲开敌军队列，统帅会选择强壮、有战斗经验的士兵部属在军阵对敌的最前方。如东汉末吕布部下将领高顺，就有七百余名士兵组成的这种部队：“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，每所攻击，无不破者，名为‘陷陈营’”。曹操与吕布军作战时，双方激战一天都未退缩，曹操处于被动局面，遂临时“募陷陈”，应募士兵数千人，由典韦统帅，“皆重衣两铠，弃楯，但持长矛撩戟”，将吕布军逼退，曹操乘机撤军。这次“陷阵”虽然没有彻底击败敌军，但为己方军队获取了全身而退的机会，也是成功的作战。
从东汉末开始，骑兵逐渐承担起冲击步兵军阵的任务，步兵精锐负责“陷阵”的现象开始减少，但从未消失。因为许多军队缺少战马和骑兵（特别是分裂时代的南方政权），而且步兵对地形适应性强，崎岖山地、丛林湖沼等不便骑兵奔驰的环境仍要靠步兵作战决胜。如西晋对东吴政权发起总攻时，东吴也派出一支军队渡江展开反冲击。吴军缺少骑兵，但他们有来自丹阳郡的精锐“刀楯”五千人（即一手持刀一手持盾的战士），“号曰青巾兵，前后屡陷坚陈”，在与西晋淮南郡步兵决战时，“三冲不动”，即无法冲陷晋军阵列，遂失去控制开始溃退。晋军乘机展开进攻，“吴军以次土崩”，进入彻底溃败，这次反击遂宣告失败。这是试图陷阵未成，反而遭遇惨败的例子。再如隋朝名将杨素，他每次作战都“先令一二百人赴敌”，如果成功“陷阵”则主力展开总攻；“如不能陷阵而还者”，则不管斩获敌首级多少一律处斩，同时再选二三百人展开下一轮陷阵。这种血腥的做法使得将士畏惧而“有必死之心，由是战无不胜”。
当双方参战的军队实力相当，双方将士都富有作战经验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时，往往出现一时难以“陷阵”的局面，即使队列某些部分出现动摇、断裂，也会由后排或预备队迅速补上。如《纪效新书》交待与敌接战时的注意事项，在“胜负未分，前力已竭”时，主帅会击鼓，士兵闻鼓声后“第二层由前层空内间出，如图（即鸳鸯阵图）接应对敌”。即由第二排士兵替换前排与敌交手作战。双方鏖战一段时间后，会因伤亡、疲惫和心理压力而撤出接战状态。但这种撤退并非不可收拾的溃败，而是在经历短暂休整、调整队列、补充兵员甚至饮食后再度接战。能够坚持到最后，保持阵列严密完整的一方才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如前述曹操与吕布军的战斗，双方在一整天中连续作战，都未发生溃败，“自旦至日昳数十合，相持急”，显示了双方将士极高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性。再如东魏、西魏会战于洛阳城下，“是日置阵既大，首尾悬远，从旦至未，战数十合，氛雾四塞，莫能相知”，双方在大半天内军阵数十次接战，退而复整，且其间不止有步兵军阵的列队肉搏，还包含着骑兵部队的纵横冲杀，双方从统帅到普通士兵的战斗素养和承受的精神压力，未曾经历的人（包括当代所谓研究者）都是无法想象的。最终，西魏军一些部队间联络不畅，对战局发生误判而撤退，导致洛阳失守，东魏军取得胜利。
队列的移动与军阵的变化
在实战中，由数十人的步兵小队列组成上千、上万人的大型军阵，军阵还要移动接敌及撤退。对于统帅来说，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。戚继光虽是明代人，与本书讨论的中古时代相隔较远，但戚继光时代的战争仍是以冷兵器为主，从中亦可归纳冷兵器战争的诸多特点。戚继光用很通俗明白的语言描述了编组军阵的困难：
若万众无行伍、营阵，可自何处立？一人入万众中，何处容足？即十人，某在前、某在后、某在左、某在右？若不素定而预习之，至入场之内，张呼：“我队在何处？”李呼：“我队在何处？”便是呼头目之名，得其所而从之，万口喧哗，可谓军纪乎？下营之时，或分而合，或合而分，俱交锋前后之事，可迟立询问“我分向何队、合向何队”乎？
为了解决军阵的编组指挥问题，冷兵器时代有“旗鼓”指挥体系，即用大众可见的旗帜、可听的金鼓规定一整套信号系统，用来对部队发布进退及变阵指令。这在各家兵书中多有记载，《大唐卫公李靖兵法》和《纪效新书》言之尤详，秦陵兵马俑军阵中也有金鼓等指挥装备出土，本书暂不讨论。但即使有这套相沿已久的指挥体系，以及士兵们经常性的操练，但在一些场合仍难免出现统帅无法将军队编组成需要的队形，以至出现戚继光描述的那种一团混乱的局面。在西晋太康（280—289年）年间，晋武帝司马炎一次外出射猎，当傍晚准备返回时，就发生了禁卫士兵无法组成护卫队形“函”的问题。皇帝在马车上等待许久，天已经黑下来时，队列依旧混乱无法成行。都水使者陈勰曾经担任军官，熟悉军令指挥体系，司马炎命令他临时指挥编队，陈勰“举白兽幡指麾，须臾之间而函成”，获得皇帝的嘉奖。可见指挥队列编组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。
对于统帅来说，通过旗、鼓命令指挥调度一支庞大的军队，是一件复杂的工作。但这种工作的困难之处，恰恰在于要将统帅意图变成对士兵们的最简单命令：行、驻、前、后、左、右。戚继光总结说，士兵大都是愚民，往往连方向都分不清楚，所以对他们只能以前后左右来命令，而不能用东南西北：“凡旗帜，制八方则色杂，而众目难辨。如以东南西北为名，则愚民一时迷失方向，即难认。惟前后左右属人之一身，但一人皆有前后左右，庶为易晓。”他读《史记》到“孙子教吴王宫嫔战”一篇不禁感叹—最简单的才是最实用的：
孙武子教宫嫔曰：汝“知而左右手、心、背乎？”呜呼！此教战之指南，此千载不传之秘文，此余独悟之妙也！揭以示人，尤为可惜。
除了旗语和金鼓声音，个别情况下，统帅也会让声音宏亮的部下大喊发令，指挥军阵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发布一些稍复杂的指令，有些内容是旗语、金鼓系统无法表达的；但缺点则是容易为敌方获悉，且对个人依赖较强，所以只能是金鼓旗语的一种补充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